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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假主动”产品震惊公募行业，基金经理躺平花样百出
导语：基金经理“躺平”心态的根源，是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必然。
基金经理选择“躺平”又有了新理由。
这一次轮到信达澳亚基金，由于去年因“老鼠仓”被查处，公司进入了不少险资的禁投名单，这也使得信达澳亚的成本管控变得相当严格。例如，每名基金经理每年的调研差旅经费控制在5万元内。
这样一来，那些需要经常出差调研的基金经理，超出这个标准后可能需要自掏腰包。
调研本是基金经理挖掘优质标的、做出精准判断的重要环节，如果要自掏腰包，任谁心里都难免失衡。
于是，选择“躺平”便成了这些基金经理的无奈之举。
“假主动”
近年来关于公募基金经理选择“躺平”的话题讨论持续不断。
部分基金经理“放弃”主动管理的做法关注度最高。
从交易活跃度来看，这些基金经理所管基金的持仓换手率已降至历史低位，近半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重大调仓动作，对市场动态变化更是缺乏主动应对，对热点赛道的反应也明显滞后于同行。
比如，当上半年DeepSeek掀起投资热潮时，他们既未及时研究布局，也未根据行业景气度调整持仓权重，依旧固守原有组合，完全缺席市场主线行情，让投资者错失结构性机会。
这种对市场变化的“漠视”，正是“躺平”心态在投资策略上的直接映射。
随着指数化投资浪潮的兴起，不少主动基金更是变成了“假主动”。数据显示，主动基金的仓位跟指数基金的重合度越来越高——重仓股与相关指数的成分股高度重合，基金净值走势与指数表现近乎同步。
名义上还是主动基金，但实际早已沦为指数产品。
如果说，这些基金经理的做法还算不上完全“躺平”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基金经理的做法算得上是彻底“躺平”了。
在市场低迷的前些年，有基金经理选择“一键清仓”，既不买股票，也不投资债券，导致基金净值曲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条水平的直线。
当然，这些基金经理在被问及这样的做法是否算得上是“躺平”时，无一例外的给出各种理由，唯独不认可“躺平”的说法。
相比之下，中泰资管基金经理姜诚则坦言自己是“躺平”派基金经理。
根据他的日程表：5点多起床，6点钟吃好早饭出发上班，地铁上读书，7点多到办公室，倒杯开水刷刷滞后的公告和调研纪要，开盘时要么开会聊聊重点股票，要么做做案头工作，要么写写投资笔记，行情软件几乎看不上一眼，下班后陪孩子做做作业，抽空瞄几眼研究报告，11点雷打不动上床睡觉。
这样的生活节奏，也是不少基金经理如今的真实写照。
“努力未必有回报”？
深究这种“躺平”心态的根源，不难发现它是多重行业困局交织下的必然选择。
从市场环境来看，过去几年，A股结构性行情转瞬即逝，超额收益越来越难捕捉。
曾经“闭着眼买都能赚钱”的时代早已落幕，如今即便是资深基金经理，也得耗费数倍精力调研，才能勉强跟上市场节奏。
有基金经理直言：“现在研究一个赛道，刚摸透逻辑，风口就过了，频繁调仓不仅赚不到钱，还可能因交易成本侵蚀收益。”
这种“努力未必有回报”的现实，让不少基金经理选择降低操作频率，以“不犯错”替代“求突破”。
监管收紧与合规压力则进一步压缩了主动管理的空间。
近年来，内幕交易、老鼠仓等案例的严打，让“宁可不做也不做错”成为行业潜规则。
在这种氛围下，放弃主动择时、扎堆重仓高流动性大盘股，成了最安全的生存策略。
行业生态的变化更让“躺平”有了滋生的土壤。
固定管理费模式下，规模而非业绩成了基金公司的核心追求——只要基金规模维持在一定水平，即便业绩平平，管理费收入也能稳定入账。
这种“旱涝保收”的机制，使得部分基金经理丧失了精进动力。
此外，近年来不断发酵的公募行业限薪传闻，更是持续打击基金经理的积极性。
从年薪封顶5000万元、到1500万元、再到350万元、290万元，甚至曾一度传出某银行系公募基金已上报薪酬方案，年薪封顶在120万元。
薪资，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更不消说一向以高薪著称的基金圈，对薪酬问题更是讳莫如深。
基金经理的薪资究竟有多少？我们在裁判文书网的一份民事判决书中找到了答案。
根据该判决书显示，2015年4月至2017年6月，长信基金给其国际业务部的原投资总监兼基金经理薛天开出的税前月薪工资为8.3333万元，此外还包括绩效奖金。2015年薛天拿到的绩效奖金总计为121.33万元，算上每月工资，薛天当时的税前年薪约为220万元。
要知道，长信基金在2015年底的管理规模仅为488.93亿元，当时薛天管理的3只产品，巅峰时总规模也不过3.25亿元左右，而这仅仅是一家中型公募基金经理的收入。
可以预见，那些大型公募中的明星基金经理们的年薪远超这一数字。
然而，随着行业限薪政策的逐步落地，这种“天价薪酬”时代正在终结。
据悉，关于最新的“限薪令”更多指向300万元和360万元两种方案。
这个收入相对目前中国经济的状况已经很不错了，但由奢入俭难，预期的落差不是短期就能修复的。
反“躺平”
为了应对“躺平”，一些基金公司也采取了相应措施。
据悉，某基金公司已明确在投研领域实行末位淘汰机制，每年将淘汰10%的员工。根据内部规划，今年将率先对投资部门进行人员优化，研究部门的调整则将于明年展开。
另一家较早启用淘汰机制的基金公司，其投资部门负责人此前就因业绩未达预期而被撤换。
与之相反的是，那些最早降薪、最早经历基金经理离职潮的基金公司，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比如，部分公司已调整考核机制，不再以管理规模作为基金经理的主要考核指标，而是更加注重业绩表现；甚至有机构考虑在现有基础上适度上调薪酬水平。
除了基金公司外，监管层对于基金经理的薪酬标准也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今年5月，证监会公布《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下文简称“《方案》”），标志着超30万亿元的公募基金行业迎来系统性改革。
《方案》中提到，对三年以上产品业绩低于业绩比较基准超过10个百分点的基金经理，要求其绩效薪酬应当明显下降；对三年以上产品业绩显著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经理，可以合理适度提高其绩效薪酬。
与市场此前预期相比，此次政策显得更为温和审慎。
此前业内普遍担忧公募绩效薪酬将“只降不增”，但新政策在规范薪酬管理的同时，仍为业绩表现优异的基金经理保留了正向激励空间。
《方案》中关于薪酬与业绩挂钩的规定，其意义不仅在于规范收入分配，更在于重构行业的价值导向：业绩长期落后的基金经理将面临实质性收入缩水，倒逼其要么提升能力，要么退出行业；三年期的考核周期，与“追热点、博短线”的操作模式天然相斥，有利于沉淀真正坚持基本面研究的投资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也许，当新一代基金经理将逐步崭露头角、发展成熟后，整个基金行业才将会迎来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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